炒股融资平台 万里戍边：锡伯族西迁的民族壮歌

18世纪中叶，清政府为巩固西北边防，从盛京（今沈阳）调遣锡伯族官兵及眷属4000余人，西迁新疆伊犁。这场历时一年零三个月、行程一万余里的迁徙壮举，是锡伯族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书写了中华民族守望相助、血脉相融的历史篇章。

边关空虚 领命出征

18世纪中叶，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后，于1762年设置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首任将军明瑞上任后，到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地区）踏勘，见卡伦（哨所）稀疏如星，戍卒形容枯槁，曾有准噶尔残部趁夜袭扰，掠走军马40余匹，遂多次奏请朝廷，在塔尔巴哈台修建城池，派兵屯田，设卡驻防。清政府终认为“塔尔巴哈台地方，非但与伊犁毗连，且通阿尔泰、科布多（今蒙古国境内）等地，虽于伊犁驻兵，而塔尔巴哈台不驻，则西北两路，声势不能呼应，惟塔尔巴哈台驻兵，周围环设卡伦，则西北两路方能彼此呼应，伊犁军威，将更为强盛”，决定在塔尔巴哈台筑城，由伊犁派兵换防。明瑞将军深感现有官兵不敷调遣，上奏朝廷：“闻得，盛京驻兵共有一万六七千名，其中有锡伯兵四五千名，伊等未甚弃旧习，仍以狩猎为生，技艺尚可”“于此锡伯兵内，拣其优良者一同派来，亦可与黑龙江兵匹敌”（黑龙江兵为当时清军精锐）。

锡伯部族原居呼伦贝尔，康熙年间为防沙俄东侵，奉旨南迁盛京，彼时已是“八旗劲旅，农猎精熟”。乾隆皇帝遂下谕旨，“锡伯兵丁箭术骁勇，闻之已久。着照所请，遴选千名，赐予田器籽种，携眷西徙。沿途各省妥为照料，勿使困顿”，定下“携眷永戍”“战时为兵，闲时务农”的西迁大计。

盛京将军舍图肯接到谕旨后，严格遵循“家中无所牵挂、年富力强、马背技艺谙练、善于打猎”的标准，选定1000名锡伯族兵，并配备防御10员、骁骑校10员，连同官兵眷属，集合起总人数4000余人的西迁队伍，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四月初十和十九，分两批从盛京出发，踏上了前往伊犁的征程。

锡伯族西迁路线示意图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没有战鼓硝烟的“出征”。他们带走的不仅是攻城略地的刀剑，还有犁铧、种子和筑城的镐锹；他们肩负的不仅是戍边使命，更是将游牧草原变为农耕乐土的文明传播重任。正如后来伊犁将军伊勒图在奏折中所言：“锡伯西迁，实乃以农垦代兵戈，以生聚固边疆之上策。”

路途艰险 勇往直前

从东北盛京到西北伊犁，横跨万余里，一路草原苍茫、荒漠孤烟、山重水复，行军条件极为恶劣。西迁队伍出发后很快进入一望无际的科尔沁草原。当时正是多雨的季节，天无晴日，人无干衣，马无遮拦，车辆经常深陷泥潭。护送协领阿穆呼朗在行军日记中写道：“四月廿九，过养息牧河，车陷十七辆，卸货渡河，至夜方毕。幼儿啼哭之声，闻之恻然。”

6月，抵达克鲁伦河畔时，河水暴涨，原有的木桥已被冲毁。士兵们砍伐岸边柳树，妇女们拆下车篷绳索，扎成40余只木筏。渡河开始，精壮男子全部下水，在齐胸的激流中推筏前进；会游泳的士兵腰间系绳，往返护送老弱；所有货物高举过头顶，婴儿被装进木盆小心运送。当最后一筏抵岸时，夜色漫过河水，故乡化作记忆。

7月的蒙古高原烈日如焚，热浪滚滚。原本丰茂的牧草因大队人马经过被啃食殆尽，后续队伍常常面临“马无夜草，人无晨炊”的困境。瘟疫也如野火般蔓延，牲畜成片倒下。8月下旬，队伍抵达乌里雅苏台（位于今蒙古国扎布汗省）时，清点朝廷拨给的3000余头耕牛，已倒毙2600余头，仅存的400余头也骨瘦如柴。乌里雅苏台都统成衮扎布看到这支疲惫之师，耸然动容：“某戍边三十年，未见如此艰困之迁徙。”

经协领阿穆呼朗呈报请求，都统成衮扎布奏准朝廷，队伍就地扎营休整过冬，并由当地官牧场借给队伍每两户马一匹、驼一峰，抵达伊犁后由锡伯营官兵分摊，折银偿还。队伍还在此处凿井取水，在蒙古高原留下“锡伯吉尔孟”（锡伯人的井）的地名印记。

次年3月，冰雪初融，队伍再次踏上征途。4月底，队伍抵达科布多时，阿尔泰山的雪水化作湍急河流，挡住了去路。“连日宿住，等水稍退。并穿绕科齐斯山而行，多受困数日。兵丁所剩口粮，只足月余之食”，协领阿穆呼朗派出精壮士兵快马加鞭向伊犁将军告急。为节省粮食，军民沿途采野草充饥，并发挥狩猎打鱼的特长，扩大食源。后来，每年春天锡伯族人都会采摘一种叫“乌珠穆尔”的野菜吃，以纪念这段艰苦的经历。为渡过湍急的额尔齐斯河，军民伐木修船架桥，顺利抵达彼岸。他们渡河的地方，被后人称为“锡伯渡”。

行进到布尔津河谷时，已是6月盛夏。还未来得及欣赏喀纳斯的美景，灾难便接踵而至，融雪形成的沼泽吞噬了17峰骆驼，瘴气导致数十人病倒。危急时刻，伊犁将军派来的援军终于赶到，带来了粮食、药物，队伍士气大振。

乾隆三十年（1765）7月22日，历尽千辛万苦，队伍终于抵达伊犁绥定。次年1月，锡伯军民奉命迁至伊犁河南岸察布查尔地区，从此在新疆扎根，戍边屯垦、繁衍生息。

历时一年零三个月，行程一万余里，西迁队伍在朝廷限定的3年期限内，提前抵达目的地。据盛京将军舍图肯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向朝廷奏文，队伍出发时4295人（官兵1020人，眷属3275人），到达后，多出755余人（沿途新生儿350余人，自发跟来眷属405人），除去各种减员，实际5050余人。这个数字背后，镌刻着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密码，锡伯族儿女用脚步丈量祖国的辽阔，用信仰凝聚边疆与中华大地牢不可破的血脉情深。

镇守边关 不辱使命

锡伯族军民的胜利西迁，完成了清政府对伊犁地区的军事部署，为加强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特别是巩固西北边防，打下了重要的战略基础。抵达伊犁后，锡伯族官兵迅速投身于边疆防务与建设，成为西北边防的重要力量。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政府正式组建锡伯营，将其纳入伊犁八旗驻防体系。锡伯营自此承担起塔尔巴哈台（塔城）、喀什噶尔（喀什）台站的换防重任。换防严格执行“两年一轮换”的制度，且官兵不得携带家眷。最初，换防塔尔巴哈台的锡伯营官兵有100人，至嘉庆年间，换防人数增长至150人；换防喀什噶尔的锡伯营兵丁则稳定在150名。除了长途换防，锡伯营还肩负驻守卡伦的重任。他们驻守在固尔班托海、安达拉等十几个卡伦，这些卡伦分布在伊犁边境的关键地带，是抵御外敌入侵、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要阵地。此外，锡伯营还需协助伊犁河北的索伦营，驻守辉番卡伦和崆郭罗鄂伦卡伦；帮助卫拉特营驻守沙尔雅斯等卡伦；与满营、索伦营等官兵协同作战，每年定期巡查哈萨克和布鲁特的游牧边界，防范游牧部落的越境侵扰，守护祖国西北边疆的安宁。

道光年间，边疆局势动荡，张格尔叛乱严重威胁着西北边疆的稳定。锡伯族官兵在总管额尔古伦的带领下，义无反顾地投身平叛战斗，用鲜血与生命践行戍边卫国的誓言。道光六年（1826），喀什浑巴什河战役中，额尔古伦率兵500人，英勇渡河，捣毁敌人河防，对战役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两年后，绿营副将胡超、都司段永福和锡伯马甲讷松阿、舒兴阿、色布星额、沙精阿、布扬阿等人，在喀尔铁盖山生擒叛乱首领张格尔，平息了这场叛乱。此后，锡伯营官兵在平定“玉素甫和卓之乱”“七和卓之乱”“倭里罕之乱”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英勇事迹，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融、荣辱与共的生动写照。

同治六年（1867）后，沙俄觊觎我国西北边疆，不断派兵侵扰边境地区，遭到锡伯、索伦官兵的强烈反击。同治十年（1871），沙俄大举入侵伊犁，面对强敌压境，锡伯营500官兵和满、索伦、察哈尔、卫拉特各营官兵及维吾尔、哈萨克、回、汉等各族军民组成4000余人的队伍，与沙俄侵略军展开血战，“均已同心能死，不降外夷”，展现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坚定决心。

沙俄侵占伊犁后，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积极动员锡伯族青年潜赴塔尔巴哈台，在伊犁将军荣全和新疆军务帮办金顺的军前效力，继续为收复伊犁而战斗，并动员锡伯族人民，“凡俄国交办之事，均不遵办，且将伊犁情形，时常禀报将军（荣全）知道”。同时，他组织锡伯族民众发展生产，开垦荒地，为左宗棠西征大军筹备军粮，为收复伊犁、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作出了重要贡献。喀尔莽阿去世后，清政府为表彰其功绩，追封其为建威将军。

辛亥革命后，锡伯族民众积极投身社会变革潮流，特别是在抗战期间，积极融入抗战洪流，在抗战募捐等方面作出了贡献。1941年7月，伊犁锡伯族“安郭氏”的“献地”义举，成为当时的一大新闻，受到新疆锡伯索伦满族文化促进会及新疆省政府的嘉奖。

亦兵亦民 垦荒兴渠

锡伯族军民不仅承担着戍边卫国的军事重任，更积极投身于边疆的农业开发与建设，用勤劳的双手在茫茫大地上开垦出良田。锡伯族擅长农耕，他们因地制宜，利用伊犁河的水资源，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

嘉庆七年（1802），在伊犁将军松筠支持下，锡伯营总管图伯特带领锡伯族军民，历时7年，建成了一条深一丈、宽一丈二尺、东西长200余里的人工水渠，时称“锡伯渠”“锡伯新渠”，后被称为“察布查尔布哈”。它的建成，极大改善了伊犁河南岸的灌溉条件。

伴随着锡伯渠的建成，锡伯族民众在新渠南北两岸筑城定居，先后开垦荒地70000余亩。嘉庆《大清会典事例》记载，“近查锡伯部落官兵人等，专意务农，生计充裕”，昔日人烟稀少的察布查尔，逐渐变成了阡陌纵横、稻麦飘香的富庶之地。锡伯族的屯垦实践，不仅解决了自身的生计问题，更保障了伊犁驻防官兵的粮食供应，为巩固祖国西北边防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锡伯族的农业发展，不仅惠及本民族，更为周边各民族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有力支持。他们将先进的农耕技术传授给满族、察哈尔蒙古、索伦营等周边民族，帮助他们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推动了整个伊犁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嘉庆十七年（1812），清廷军机处在讨论伊犁八旗兵屯田问题时明确提出，“应按照驻防锡伯之制，养鸡蓄豚（猪），于生计大有裨益”。锡伯族的屯垦模式，成为伊犁地区各民族效仿的典范。

从军事戍边到农业建设，锡伯族军民用双重担当，在西北边疆扎下了根。他们以屯垦养兵，以戍边卫民，实现了“兵农合一”的戍边模式，为新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心系中华 代代相传

西迁后的锡伯族，虽远离东北故土，却始终坚守着民族文化的根脉，并在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交融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本民族文化。如今新疆的锡伯族，已发展到约4万人，主要居住在伊犁河南岸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及附近的霍城、巩留等县，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这种分布特点，既为锡伯族文化的传承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空间，也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创造了有利条件。

锡伯族西迁纪念碑

锡伯族在历史上与满族有着深厚的渊源，长期使用满语满文。迁至新疆伊犁的锡伯族，在满语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的语言特点，形成了现代锡伯语和锡伯文。

锡伯族的文学创作，与西迁历程和戍边屯垦紧密相连，蕴含着浓厚的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的锡伯族文学作品，多以思乡为主题，生动描绘了西迁途中的艰辛与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巴纳依舞春》（故乡之歌）、《吉林吉赫舞春》（迁徙之歌）、《离乡曲》等作品，深情诉说着锡伯族人背井离乡的酸楚与对故土的眷恋，是西迁历史的生动写照。19世纪中期起，随着锡伯族在新疆伊犁扎根立足，文学创作的主题也发生了转变，涌现出大量描写锡伯族民众建设家园、垦荒造田、兴修水利的散文与诗歌。《喀什噶尔之歌》《辉番卡伦来信》等作品，热情歌颂了锡伯族人民不畏艰难、开拓进取的精神，洋溢着心系中华、保家卫国的家国情怀。

辛亥革命爆发后，一批留苏的锡伯族知识分子回到新疆，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思想与文化理念，推动了锡伯族文学的革新与发展。这些知识分子组织了“期成会”，后又成立“上学会”“兴学会”等机构，不仅翻译了多部中外进步书刊，还创作了《禁烟歌》《劝学歌》《老妇泪》等具有现实意义的民歌体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针砭时弊，倡导进步，反映了锡伯族人民对社会变革的渴望与追求。

抗战爆发后，锡伯族知识分子安子瑛于1936年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创办了新疆第一本锡伯文杂志，主要介绍锡伯族的历史文化及文学作品。全面抗战爆发后，新疆锡伯索伦满族文化促进会在迪化成立，演出《在原野上》等抗战剧目，创办油印和石印锡伯文报纸《新路报》，编印锡伯文油印刊物《朝霞》及编译小学课本，为传播进步思想、推动抗战文化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柏雪木的《汗腾格里颂》、萨拉春的《我们的生活方式》《好的春天》等优秀作品相继问世，不仅丰富了锡伯族文学的宝库，更成为中华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射箭、赛马、叼羊，是锡伯族传统的体育项目，这与锡伯族的戍边生活息息相关。在锡伯营的制度中，男子年满18岁，必须参加旗下档房和总管档房的选试，选试的核心内容便是弓马技艺。考上者为伍克辛（披甲），可获得饷银，并由此走上仕途。因此，练习弓马射箭是锡伯族青年的必修课。

随着时代的发展，锡伯族的传统体育项目逐渐走出军营，成为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并在现代体育竞技中大放异彩。1979年，第四届全运会射箭比赛中，锡伯族女选手郭梅珍一人独揽4枚金牌，男选手汝光一举夺得3枚金牌，让锡伯族的射箭技艺闻名全国。锡伯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创新，不仅强健了民族体魄，更彰显了锡伯族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坚韧不拔、奋勇争先的民族精神。

截至今日，锡伯族西迁节、锡伯族贝伦舞、锡伯族弓箭制作技艺、锡伯族刺绣等7个项目，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锡伯族萨满舞蹈音乐、锡伯族朱伦呼兰比、锡伯族汗都春、锡伯族民间故事、锡伯族东布尔、锡伯族杭西、锡伯族抹黑节、锡伯族蝴蝶舞、锡伯族拔火罐传统疗法等15个项目，被纳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方用的开道车在北京采用了奔驰600加长型，杭州则是奥迪A8，ABB只能当“配角”了。

锡伯族西迁节上，千人射响箭忆西迁

锡伯族大西迁，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壮举。从盛京到伊犁的万里征途上，锡伯族人用不屈的意志，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在西北的戍边岁月里，他们用血肉之躯，守护着国家领土的完整；在屯垦兴疆的建设历程中，他们用勤劳的双手，丰富了边疆的繁荣；在文化传承的道路上，他们用坚守与创新，延续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他们以万里戍边的历史佳话，生动地诠释了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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