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盘杠杆服务 115师的两件“桃色事件”：两员高级军官，其一惨死，另一做汉奸

1939年到1940年初，八路军115师在山东根据地接连出了两件震动全师的内部悲剧。表面上看，这两件事都起于个人感情纠葛，但最终造成的冲击却远远超出了私人生活的范围：数百名党政军干部被冤杀，根据地一度濒临崩溃，罗荣桓在桃峪会议上因此受到严厉批评。

两位事件的主角，一个是115师政治部副主任黄励，一个是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大队政委王凤鸣。两个人同是福建长汀人，同是长征走过来的老红军，同是在115师担任高级职务，却在同一个时期因同样的起因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毁灭，黄励吞枪自尽，王凤鸣叛变投敌做了汉奸。

黄励自杀案

先看黄励这件事，黄励1908年出生在福建长汀，1929年红四军首次入闽时加入红军，随后入党，在中央苏区历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管理科科长、随营学校政委等职，参加了历次反“围剿”和长征，是一名经过全面考验的政工干部。

抗战爆发后他随115师东进山东，1939年3月被任命为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主持政治部日常工作。按照这个履历走下去，他的前途不可限量。

但黄励的个人情感问题在这个节点上把他绊倒了。115师政治部驻扎在抱犊崮一带时，有一批从北平撤下来的女大学生被安排到政治部协助工作，黄励对其中一名女学生产生了感情，多次写信、托人传话，对方始终不予回应。

对一般人而言，这种事情过一段时间也许就淡了，但黄励的性格决定了他钻不出去。他是那种在工作中极度投入、在情感上却缺乏弹性的类型，求爱受挫之后一直郁结于心，精神状态逐步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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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致命的是，他恰好身处湖西肃托事件的风暴外围。1939年秋冬之际，王凤鸣和王须仁在湖西大规模抓捕、刑讯、杀害干部的消息不断传到师部，黄励亲眼目睹了一批又一批干部被冠以“托派”罪名处决，其中有些人还是他熟识的战友。

这些场景对他造成的心理冲击，叠加在失恋的低落情绪之上，最终压垮了他的精神防线。1940年1月13日，黄励在驻地用手枪自杀身亡。事情发生后，新任政治部保卫部长苏静组织专门调查，最终结论是“因个人生活作风问题未处理好、且对革命斗争形势悲观失望而自杀”，同时排除了政治迫害和他杀的可能。

黄励的自杀在115师内部引起了极大震动。政治部副主任是师级高级干部，而这个高级干部竟然因为个人感情问题选择自杀，这对部队纪律和风气的影响可想而知。

更直接的实际后果是，政治部的工作全部压到了罗荣桓一个人肩上，直到1940年9月萧华到任之后才得到缓解。而这件事后来在桃峪会议上被朱瑞点名批评，成为115师作风建设和内部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

王凤鸣事件

如果说黄励的悲剧是个人性格弱点在高压环境下的自我毁灭，那么王凤鸣的所作所为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了。

王凤鸣的早期经历并不差。他十几岁就参加红军，当过罗荣桓的警卫员，长征中被敌人子弹打掉脚趾仍然坚持行军没有掉队，到了陕北不到二十岁就被提拔为团级干部。开国少将萧锋回忆他时说的是“长得精干，会说话有文化，领导都喜欢他”。

这些评价加在一起勾勒出的，是一个能力强、受器重、前途大好的年轻干部形象。1939年，他随115师苏鲁豫支队进入微山湖西地区，担任支队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大队政委，同时还兼任湖西军政委员会主任，是湖西地区党政军最高负责人。

这个职务对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干部来说意味着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而这份不受约束的权力，很快就把他的品格缺陷放大了无数倍。

事情的直接导火索，是王凤鸣对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的追求。常俊亭1918年出生在安徽宿县，13岁就在九一八事变后立志报国，1936年从凤阳师范毕业后以小学教师身份从事地下工作，1938年加入宿东抗日游击队并入党，担任湖边地委妇女部长时年仅21岁。

王凤鸣第一次见到她之后就开始穷追不舍，借着开会、检查工作的名义频繁接近，送东西、写纸条，全被常俊亭一一回绝。常俊亭的意思很明确：国难当头，不考虑个人婚姻。但王凤鸣的面子和自尊心显然受不了一个女干部的拒绝。求爱不成就转化为仇恨，而当一个人手握兵权、道德底线又极低的时候，仇恨找到出口的方式往往极其可怕。

这个出口就是“肃托”。1939年8月，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在干部学校借沛县学员不愿留湖西工作这件事大做文章，以“同乡会”为借口抓人刑讯，制造出第一批托派名单。王须仁自己说不动军队去大规模抓人，但他找到了王凤鸣。

两个人一拍即合，王凤鸣把第四大队的武装力量交出来给王须仁使用，肃托运动从此彻底失控。常俊亭、王文彬、张如、史为功、魏定远、赵万庆等一批干部全被扣上“托派”帽子抓了起来。1939年9月15日，在谷亭镇公审大会后，王凤鸣亲自带队将常俊亭等79人拉到东门外枪决，而他本人亲自动手用大刀砍死了曾被他热烈追求过的常俊亭。

事情并没有到此停止。肃托的风暴很快从地方向部队蔓延。第四大队大队长梁兴初因为几次公开反对王凤鸣的滥杀行为，被王凤鸣以“勾结日寇”的罪名逮捕。支队长彭明治赶去要人，差点也被王凤鸣抓起来，彭明治脱身之后紧急向罗荣桓发电报告。

此外还有女干部郭仙、孔真、金彩凤三人被抓，被迫承认“利用美人计破坏革命”，被当作诬陷梁兴初等人的工具。短短一个多月，王凤鸣和王须仁杀害了三百多名党政军干部，抓捕刑讯了五六百人，整个湖西根据地陷入极度恐怖之中。

罗荣桓接报后连夜赶赴湖西，当场叫停肃托，释放所有被关押人员，对王须仁和王凤鸣进行组织处理。罗荣桓念及王凤鸣是长征老干部、年轻、又是自己的老部下，一度认为他是被人利用，没有将其当场移送军法审判，而是改为调任686团团长。

但王凤鸣自知罪孽深重，害怕终有一日被彻底清算，于1942年趁夜色逃出师部，投靠了连云港一带的日伪军，当上了别动队大队长，改名“杨步仁”，彻底成了可耻的汉奸。他之后利用自己对八路军内部运作的了解，反过来策反老战友，一度拉走三十余人加入伪军。

1941年，115师教导二旅在曾国华和符竹庭的组织下对王凤鸣的别动队发起打击，连克16处据点，打垮了他的部队，但王凤鸣本人仗着红军时期打游击的老底子再次逃脱。关于他的最终结局，史料有两说：一说在双堆集外围被炮火击中身亡实盘杠杆服务，一说随国民党黄百韬残部突围后辗转去了台湾，但无论如何，罗荣桓生前一直未能亲手除掉这个叛徒，引为终生憾事。